后现代管理：“新五四”与中国式管理的终结
<p> 在由现代管理迈向后现代管理的世界管理革命浪潮中，管理的大同必定是主流。我们并非否认管理的地方特色，但中国特色不能等同于“中国式管理”。 </p><p><strong> 厘清中国式管理问题对中国管理实践具有重大意义</strong></p><p> 中国式管理理论的出现，根本原因是我们对中国现代化的本质与发展趋势缺乏深刻的洞悉。中国当今的现代化不仅与欧美的现代化具有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与日、韩等国家现代化的环境也有很大的差别。中国现代化的背景是知识经济和全球化，而日、韩现代化的背景是工业经济和国家经济。 </p><p> 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是人类社会的革命性巨变。在工业经济时代，并没有产生真正的全球化市场，因而也没有产生真正的人类文化大融合。工业经济的特点是国家经济或地区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强调管理模式的地域性或许还情有可原。然而实际情况是，即使在工业经济时代，真正适应经济发展的管理范式也是全球统一的。日、韩管理与美国管理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而只是有一些特色上的区别。工业经济本质上不过是全球化的前奏。 </p><p> 如果说工业经济是全球化之前奏的话，那么，知识经济则是全球化的正式上演。用另一种话语来说，如果说工业经济代表着“第一次现代化”，那么，知识经济则代表着“第二次现代化”或“后现代化”。 </p><p> 中国当前现代化的本质无疑是“第二次现代化”或“后现代化”。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必须有正确的管理理论，才可能有正确的管理实践。这对中国企业能否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成功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p><p> 管理最重要的固然是实践，然而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实践。以推崇管理理论的实践性而著称的彼得?德鲁克，在《大变革时代的管理》一书中指出： </p><p> “每一个组织，无论它是否为企业，都有其经营理论。确实，一个清晰、和谐一致、集中的有效理论是极为有力的。例如，1809年，德国政治家和大学者威廉?洪堡根据全新的大学理论创立了柏林大学。随后的100多年直到希特勒的崛起为止，他的理论明确了德国大学的定义，特别是在学术和科学研究领域。1870年，第一家通用银行德意志银行的创立人，首任总裁格奥尔格?西门子也提出了同样的经营理论：通过工业发展运用企业家的资金来统一仍然处于农业化的分裂的德国。自它创立后的20年间，德意志银行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金融机构，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这个地位，尽管其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通货膨胀和希特勒的统治。19世纪70年代，三菱公司根据一项明确的全新经营理论创立起来，在10年内，它成为正在崛起的日本的领袖企业，并在接下来的20年中，成为首批真正跨国经营的公司之一。 </p><p> 同样，经营理论也解释了如通用汽车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成功（它们在20世纪下半叶主宰了美国的经济），也解释了它们面临的挑战。事实上，目前世界上众多大型的成功的企业组织面临的困境，其背后的原因正是它们的经营理论已不再有效了。” </p><p> 德鲁克的论述有力地反驳了以下观点：一、对中国式管理的批判纯粹是一个理论问题、甚至是文字游戏，与管理实践关系不大；二、很多中国企业没有什么理论，也照样取得成功。 </p><p> 其中第一种观点是错误判断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清楚一种错误理论对实践的巨大危害性，也反映了中国人不求甚解的传统习性；第二种观点更为短视，它恰恰暴露了中国企业的一个最危险的病症，即漠视理论、凭感觉管理的病症。可以肯定的讲，任何一家世界500强企业或真正卓越的企业都不是如此。很多中国企业没有什么明确的理论固然可以成功，但那种成功一定是有限的成功和无法长久的成功。这正是当前中国企业需要彻底超越的一种不成熟的状态。 </p><p><strong> 中国式管理的本质之辩</strong>
</p><p> 且不说当前以曾仕强为代表的中国式管理核心思想的腐朽性，将“中国特色”提升为“中国式管理”，本身就是一种画地为牢的做法。这非但与一个大国的身份不相匹配，对管理实践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p><p> 任何一种管理理论在运用层面，都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而变化。但现代管理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决不会变成“中国式管理”，而最多不过是“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 </p><p> 如果要提中国式管理，从管理科学的角度来说，一定要有不同于西方管理学的范式才可以成立。而到目前为止，管理学只出现过两大范式，即工业经济（或现代）范式和知识经济（或后现代）范式。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后现代管理范式统一全球的大势并不会因为任何地方特色而改变。 </p><p> 有“日本特色”的现代管理，但没有“日本范式”的现代管理，因此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日本式管理”。比如说大家公认的“日本式管理”的三大核心：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工会制，都只是日本“特色”，而不是日本“范式”。日本管理在具有自身特色的前提下，其管理学范式与美国或西方管理并没有区别。特别是随着全球化进程，日本企业正在不断放弃原有的一些特色，而与美国管理日益趋同。索尼等日本企业的国际化充分印证了这一事实。作为日本企业国际化的先锋，索尼甚至早在上世纪60年代的国际化伊始，就已经抛弃了以上所说的“日本特色”。 </p><p> 以中国企业所面临的特殊的环境为由而提中国式管理，也是站不住脚的。中国企业、甚至中国社会正面临由前现代到现代到后现代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变革之中，中国特色的存在是必然的。但由此而大提特提“中国式管理理论”的做法，也是不合时宜的。这无益于中国后现代管理学的建设，也无益于中国企业的实践。因为全球化是一个跳跃式发展的时代，我们必须在适应中国企业特殊环境的前提下，以全球最前沿的后现代管理理论为主导。 </p><p> 随着跨国公司全球布局的加快，中国企业的机会实际上已经不多了。我们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构筑所谓的“中国式管理理论”。世界历史之浩荡大潮，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究竟何为理性，何为非理性，是需要国人认真思考的。 </p><p> 而目前以曾仕强为代表的中国式管理，试图用中国哲学一统天下的想法，无疑是中国式管理最大的乌托邦。因为其前提是假定西方哲学和文化已彻底崩溃。中国式管理的可悲在于，它所有的理论都是建立在“中国中心论”的基础之上，而未能从世界看中国。 </p><p> 目前的中国式管理甚至不顾历史事实，假定西方仍处于现代化初期或工业文明的黑色深渊之中。中国式管理在无视西方可持续发展，以及人性化管理等方面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的情况下，却想给中国和世界开“后现代”药方，无疑是一种愚昧的表现。而承认西方管理的全部成就，包括人性化管理成就，却仍然秉持“以我为主”的观念，无疑是对全球化形势缺乏彻底的认识。 </p><p> 如果说中国式管理也是一种后现代管理的话，那只能是一种拙劣的后现代管理或“伪后现代管理”。 </p><p><strong>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化抉择</strong>
</p><p> 中国式管理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历史的沧桑，感受到中国现代化的沉重脚步。一个老人的新生必定以死亡为代价，否则，那悠久的岁月和传统就会成为沉重的包袱。 </p><p> 上世纪初那场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残缺的“半现代化”运动。它的残缺与遗憾是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 </p><p> 需要澄清的一个事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并不是全盘西化的倡导者。他们也承认儒家文化等中国优秀传统，只是反对将儒家文化神圣化、制度化的做法。 </p><p>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彻底，不是体现在对待本民族传统上，而是体现在对待西方传统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未能与西方进行全面的对话，乃是因为，当时水深火热的中国，更需要的是改造世界的工具理性。因此，西方近代哲学与科技成为中国的首选；西方另一个传统—基督教传统，由于并没有强烈的功利性而遭到忽视。 </p><p> 我们可以从孙中山个人的经历，来印证这一问题。作为基督徒的孙中山原本是一名医生，其理想是通过传教和医术，来从精神到肉体帮助中国人。但混乱的中国改变了孙中山的初衷，使他投身于能更快速、更直接改变中国的革命生涯。 </p><p> 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五四”新文化运动转变成以暴力为主题的“五四运动”，是情有可原的。但这正是中国现代化残缺的根源。中国现代化残缺的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天，使我们始终无法与西方进行更深层次的对话，并因而一直不具备“大我”的观念。中国式管理在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非理性取舍，以及始终放不下“中国情结”的以“小我”为中心的思想取向，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 </p><p><strong> “新五四”与中国后现代抉择</strong>
</p><p> “五四”的残缺现代化应该成为我们反思的对象，否则，中国今天的后现代化就会缺少参照。 </p><p> 当我们认真反思“五四”传统的时候，就会很容易地发现，中国式管理的复古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是经不起推敲的。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无不具备深厚的国学与西学功底。他们对国学的批评并非出于无知或盲目排斥，而是经过认真比较的结果。 </p><p> 但如前所述，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被后来的“五四”革命运动所取代，因此，中国人不仅对基督教传统、甚至对古希腊—文艺复兴之人文传统，都未能深刻领悟与继承。 </p><p>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必须继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未竞之旅，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强国之梦。而后现代中国首先要树立全球一体化的“大我”观念。 </p><p> 尽管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很多潜在的威胁，但和平发展仍是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发展主流。现在我们的国家战略也是“和平崛起”。这就需要我们以更理性的精神来对待世界。 </p><p> 我们不应该是一个愤怒的民族，而应该是一个理性的大国。真正的强大必定是精神的强大。而精神的强大还是在于理性。 </p><p> 这就是我们倡导“新五四”的现实意义。“新五四”的精髓，首先是理性对待一切人类传统，特别是被“五四”所忽视的基督教传统。而基督教传统的最大意义乃是使我们树立普世的“大我”观念。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能理性对待世界。 </p><p> 由于对基督教传统的陌生，我们不仅缺少“大我”观念，更使得我们对西方的很多问题的看法会流于表面。比如，当前中国式管理批评西方的个人主义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由于基督教传统的存在，西方社会的人际关系远不如当前中国社会之冷漠。 </p><p> 又如，中国式管理推崇中国的“水文化”，讲究“上善若水”，但基督教传统的“水性”比中国传统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由于中国的“水文化”缺少信仰的控制力量，因此很容易走火入魔，变成“黑色的水文化”，即厚黑学。而基督信仰却更会使人变得简单和快乐，并真正充满智慧。 </p><p><strong> “新五四”与中国式管理的终结</strong>
</p><p> 如前所述，中国式管理以中国传统哲学统一世界的构想，仅仅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虚构，而不是对中西文化进行深入对比后的科学选择。而承认西方现代管理的全部成就，却仍执着于“以我为主”的中国式管理，无疑是对全球化缺少彻底的认识。 </p><p> 在国际国内市场无法区分的情况下，无论你是否走出国门，面对的都是国际市场，面对的都是来自全球的竞争对手，甚至你公司的职员都来自不同国度，你提中国式管理还有什么现实意义？而无论你是国企还是民企还是其它任何类型的中国企业，要想在今天的市场中取胜，都必须在产权模式、组织架构、人力资源战略等方面与国际接规。在变革还不够彻底的时候，你可能还会保留一些自身的特色，但这些特色最终也将会化为乌有。 </p><p> 因此，“新五四”精神的核心乃是，以超文化的态度来对待文化问题，促成中西文化的真正融合，从而树立“大我”观念，构筑21世纪的中国管理大厦。当然，最关键的是，让你真正具备应对全球化市场竞争的能力。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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