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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镇洋和周建顺写的《中国力量》，是以楼忠福和广厦的故事为轴心，从一个人的成长透视一个国家的力量；又从一个国家的发展变革解读一个人的命运。正因为这本书的特殊视角，我对它发生了兴趣。
中国经过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面貌已今非昔比。经济实力增加了六七倍，人民生活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正在告别屈辱的时代，开始扬眉吐气了。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努力，现在才结下了果实。改革前的一百六十年不是外国人欺侮，就是自己人和自己人过不去。外国人欺侮不欺侮我们，我们做不了主。但是自己人和自己人过不去却完全是不必要的。满清时是保守派和维新派斗，民国以后是军阀和军阀斗，再就是党派和党派斗。最后解放之后是阶级斗争，其实并没有什么剧烈的阶级矛盾，都是人斗人的借口。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基本上避免了自己人斗自己人。要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恐怕这是最基本的一条。这本书的书名叫《中国力量》，力量从何而来？从自己人不要斗自己人来。最好根本就不要有人和人斗。
中国有三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这三千多年中，安安稳稳的年代不多。只要看人口的变迁就可以知道。在西汉平帝时中国有六千万人，过了一千年到了宋朝真宗时，人口反而降低到1600万。一直到明朝人口才恢复到六千万。在人口统计数字剧烈变动的背后，是多少家庭的妻离子散，生灵涂炭。这些老故事其实解放以后还继续着。三年灾荒有大约5%的人没能挺过去，饿死了。文化革命中又有上千万的人挨整，整得死去活来。改革后25年的太平年代虽然时间不长，可是十分珍贵。如果我们能够再维持二三十年的太平年代，中国现代化的梦想大概能够实现了。
为什么要回顾这些故事？因为我们有些人还不懂得自己人不要斗自己人，或者对内斗缺乏警惕性。自觉不自觉地正在走上内斗的道路。龙镇洋和周建顺写的这本书，反映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作者在代序中说：“基于我们对个别学者貌似崇高而实质荒谬的言论的担忧，我们在动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抛去了传统人物传记的写法。我们不是为了写一个人物而写一个人物，我们试图通过这本书来对这场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争论作一个实质性的解答”。香港商报社长吴松营在序言中更清楚地说：“对于有悠久的蔑视商人和仇视财富传统，信奉不患寡而患不均理念的中国文化来说，要把企业家力量看作国家力量可能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他还说：“个别本港学者还跑到内地鼓吹歧视和打压民营经济力量的偏激概念，甚至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和中国改革的大方向”。意见的不同并不奇怪，但是如果发展到划分成为两个阵营，进而造成社会的动荡，那就值得警惕了。
国内两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一位主张善待企业家，另一位认为需要善待的是工农群众。应该说他们两人都不错。主张善待企业家的也没有说不要善待工农群众；主张善待工农群众的，如果不反对善待企业家也没有错。依我看，所谓善待应该是保护的意思，那么企业家和工农群众都需要保护，因为我们的政府常常超出法律侵犯他们。如果说善待是给优惠，我反对给任何人优惠，因为优惠的反面就是歧视。得到优惠的一方是优惠，未得优惠的一方就是歧视。不管是企业家也好工农群众也好，都没有理由得到优惠。一视同仁，法律目前人人平等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过去我们优待工农群众，歧视“剥削阶级”出身的人，不让入党，参军，提干，出国，甚至不让上大学，那就完全错了。好在现在这些政策已经被放弃，现在讲的是人权，是人人平等。
企业家和工农群众并不处于跷跷板的两头，一个上升另一个必定下降。相反，他们处于同一个升降机里，要末一起上升；要末一起下降。这台升降机就是整个国家或社会。国家欣欣向荣时，所有的人得得益；国家混乱时所有的人都倒霉。这已经是中国追求现代化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经验所证明。可惜人总是健忘的，过去的教训还得再重复体验一次。
一个国家治乱交替而不是长治久安，一般认为是因为压迫日盛，矛盾激化所致。但是解放后的经验却不是这样。依我看，解放后并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矛盾，斗争完全是人为造成的。因为我们迷信那个阶级斗争学说，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管是粮食不够吃，是青年得不到就业，是经济落后，统统用抓阶级斗争的这付药来处理。改革以后我们放弃了阶级斗争为纲，但是并没有彻底批判过这个学说。它时隐时显，还在人们的头脑里起作用。它成为国家安定团结的重大隐患。
在一个社会中，利益的冲突永远存在着。关键是如何处理。按照现代文明国家的经验，对每个人平等地赋予人权保障，是解决问题的原则。偏袒任何一方都造成另一方面的不公。我国的人权状况应该说不断有所进步，尽管比较慢，而且还有个别倒退的时候。回过头来看，现在的人权状况比之二十五年前有了根本性的改善。显然我们应该继续朝这个方向前进，谋求靠阶级斗争来解决人群之间的利益冲突是没有前途的。一个阶级推翻了另一个阶级之后，等着被下一次自己被推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一幕幕戏。人与人相斗争，谁也没得好处，生产没有任何进步，人心锻炼得越来越黑。
社会永远存在着矛盾，表现为贫富的矛盾，有钱有势和无权无势的矛盾。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完全平等的。勉强去做的结果，我们也领教过的。穷人造富人的反，打倒富人的结果是大家都变成了穷人。本来穷人有希望变成富人，其中也有少数穷人真能变成富人。可是彻底打倒富人的结果是连这点希望都没啦，因为中国变成了穷人国了。大家又说，大城市的高楼大厦都是农民工造的，财富是工农群众创造的，顶多还有知识分子。这话不错，但不全面。请问，改革以前也有工农群众，也有知识分子，为什么高楼大厦没盖起来呢？这里相当关键的一点是有没有企业家。企业家把资金融合起来，把劳动和技术结合起来，瞄准有效的项目，把这些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组织起来，这才形成生产力。为工农大众说话，保护他们的利益，这是对的，也能够得到广大群众的承认，在道德上占了优势。但是把工农大众的利益和企业家的利益对立起来，看不到企业家的贡献就很不公平，而且十分有害。这种论调容易把是非搞混，最后是造成社会动荡，其危害性切切不可小看。
企业家为富不仁，剥削工农大众，这种情况有没有？当然是有的，但并不表现在工资过低，而是拖欠工资，任意加班加点，缺乏劳动保护，性别歧视，不允许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等等。这些情况都属于违法。所以依法办事是正确解决劳资矛盾的办法。法律就是划分利益的依据，要充分依靠法律。工资高低是市场决定的任何人无法改变它。市场的原则是双方自觉自愿的同意。如果存在剥削，被剥削的一方不会同意。所有双方同意的合同肯定对双方都有利。可惜的是我国法律的实施多少也有点软约束，许多法律并不认真执行。这才是当今我们应该认真对待的大问题。此间吃亏的往往是居于弱势地位的工农大众。大规模拖欠工资是最明显的例子。如果没有行政当局出面帮助，几千亿元的拖欠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法律在这里显得软弱无能。
企业家办事，原则是利人利己。如果他们赚了许多钱，和他们打交道的人一定同样赚了许多钱。为什么企业家可贵，原因就在此。这本书中介绍的几位企业家的事迹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既然是利人利己必定有财富被创造，否则一方得利另一方必定受损。现在双方都得利，没有财富的创造怎么可能。书中的故事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它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现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奥妙。这正是我国改革得以成功的原因，其实也是经济学最根本的道理。所以这本书值得我们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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